一张迭部县地图摆在杨海强的面前,他的记忆和情感便如流水,如春风,随着他的目光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流动起来。这是他的生身热土,也是他刚刚告别的故乡。当他的目光停留在扎尕那的时候,有一道岁月的闸门在他的内心轰然开启。
这是一个特殊的原点,从这里开始,似乎很多个人的记忆或很多段历史都可以从这里展开起伏跌宕的追述。
百年之前,曾有一个美国植物学者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摄影家以及美国农业部和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考察员的身份来到了甘南。这个外国人,在甘南停留很久。他自己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925年春天,站在四川边境,我面临着两条路:直接去青海,或转道去甘南。”鬼使神差地,他最终选择了后者。
洛克于1925年4月抵达卓尼,受到了杨积庆土司的热情款待,他在后来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的长达46页的《在卓尼喇嘛寺的生活》一文中,对土司杨积庆有着这样的描写:“他血统半汉半藏,中等个子,修长,聪明,衣着时髦,是卓尼唯一穿着考究的人。他对于外界有惊人的独到见解……眼界开阔,精明能干,掌握国内外的政治局势。”
在当时的甘南,土司杨积庆确实是一个开明人物。他对许多新生事物敢于尝试,在卓尼架设了首部电话、组装了首台500瓦发电机,还创办了卓尼高等小学,也就是现在的柳林小学,同时在禅定寺创办了“卓尼喇嘛教义国文讲习所”……他的过人之处、他的传奇和事迹,很多都被后来人转述、记录下来并广为流传。
对这个新派的土司,洛克很有好感,而杨土司对这个外国考察家也非常欢迎,对洛克在卓尼一带的活动尽量提供方便给予配合,当洛克资金告罄,陷入困境,他甚至慷慨解囊借债于洛克解其燃眉之急。由于土司的支持,洛克得以深入细致地考察了土司辖区内的山川河流及植被情况,并全程参观拍摄了禅定寺一年中各种法事活动。当这段猎奇和休闲的时光度过之后,为完成自己肩负的诸般使命,洛克告别了卓尼和杨土司。继续向西,一路前行,过麻儿沟、拉力沟、卡车沟,再向西到车巴沟,沿车巴沟逆洮河而上,抵达光盖山主峰久波隆,穿越“石门金锁”,沿河谷行进,最后抵达了迭部的扎尕那。
到达迭部之后,洛克被迭部美妙的原始自然风光所陶醉,激动之余,留下这样的感慨:“迭部是如此令人惊叹,如果不把这绝佳的地方拍摄下来,我会感到是一种罪恶……我平生从未见如此绮丽的景色。如果《创世记》的作者曾看见迭部的美景,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洛克的赞美很婉转,没有直 接称这里为“人间天堂”。所谓的天堂,按照人们的想象不但风光秀美,更重要的还应该是人们能过上天使或神仙一样的生活,衣食无忧、富足美满,人居环境也整洁干净、令人心旷神怡。显然,洛克考察的那个年代,仍然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如果时针向后拨动百年,恐怕吸引洛克的不仅是迭部的风光,还应该有令人惊叹的人文景观。
刚刚从迭部调到甘南广播电视台台长岗位上的杨海强,要做的事情与当年洛克对迭部所做的事情有异曲同工之效。洛克是考察途中“溜号儿”顺便在日记里感叹一下迭部的美景,而今天的杨海强是要从专业和职业的角度专门寻找甘南或迭部的亮点,加以呈现,让人们从里到外全面认识甘南和迭部。不管人们愿意不 愿意相信,相比百年前的那个外国老头,杨海强都有理由自信,对这个地域,他更加了解,更加懂得,认识得也更加全面、客观和深刻。因为他生命之根就扎在这里,他就像水里的鱼一样,以生命中的冷暖和苦乐感知和铭刻着这个地域一切兴衰、起伏的变化轨迹。甚至可以说,他就是这个地域的一个细胞,他本身就承 载着这个地域的“全息”,他的一切变化也折射着这个地域的一切变化,他就是从弱小、蒙昧和落后中,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甘南。
20多年前,杨海强还是一个不知道如何定位自己人生的懵懂小童,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子弟。虽然生来一份良好的天资,却走不出亮丽、理想的人生轨迹。在迭部12个乡镇众多的学童里,杨海强的学习成绩曾连续多年稳稳地居于前列,小学全县会考他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初中预选考试和中考仍然是第一名,但 为了早日参加工作减轻家庭压力,却只能考取一个中专学校。毕业后,本以为马上能分配工作,可是县里当时却没有分配计划,只能回家待业去山上放牛。老奶奶安慰他:“咱是一个农村娃,不当干部也没有啥关系,就回来守着草地和土地,只有这个才是人类安身立命之本。”
庆幸的是,一年后,县里终于传来了分配工作的消息。那是2000年,牧区还没有电话,个人也没有手机,口信是通过一个接一个的人带来的,全程经历了七八天时间。接到了信息后,杨海强是一刻也不敢耽搁,立即坐四个小时的大巴赶到县人事局去验证消息的虚实。
赶到县政府后,工作人员已经下班,但在政府的公示栏里,他看到了那个名额分配榜,自己的名字赫然在目,明明白白地写着他的工作地点在离县城只有 15公里的益哇乡。他欣喜若狂,连夜乘车赶回老家,因为在城里住店一个床位需要15元钱,他住不起。赶到家里时,夜已深,但一家人还是聚在煤油灯下,分 享了他带回来的喜悦。
第二天天刚亮,他就带着家人的祝福和对未来的期待赶往县城报到。结果,人事局却告诉他,他的工作单位不在益哇乡,已经改派到花园乡。谁都知道,花园乡是当时迭部县最贫穷、民风最凶悍的一个乡,农业税和牧业税拖欠七八年都收缴不上来,为什么会把自己改派到那里去呢?杨海强满怀郁闷,但已成事实也 只能接受,这是他走向社会的第一堂课——接受命运的安排。
从家里出来的时候,父亲从家里仅有的70元钱中拿出50元让杨海强随身带上。俗话说,穷家富路嘛。虽然他已经有了国家干部的身份,但家人仍旧会有很多担心,毕竟他年纪尚小,孤零零的一人在外,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比之家人,杨海强自己倒是充满了自信:就算要去的地方条件再不好,也不 至于超出想象。结果,当他去了花园乡之后,他那些单纯的想法和期待还是被眼前的现实颠覆了。
他以为去一个工作单位报到,无论如何也会有人接一接或送一送,结果他自己揣着一张报到单,花15元钱买了一张汽车票就去了花园乡。他以为至少那里应该有一个人来接待他一下,告诉他未来的工作岗位是什么,或现在要干点什么,结果,乡里的人都放假了,只有一个副书记还在乡里,根本就没有人理会他。至少,去了之后能有一个临时的住处吧,可是副书记告诉他,乡里根本没有住的地方,要住只能在一个闲置的房子里临时对付一下,房间里只有一张光板床,没有被褥,杨海强只能把自己的藏袍当被褥。至于住店,他连想也不敢想,口袋里剩下的35元钱,这能保证他在这个假期不饿肚子或不出去讨饭。
他以为盼到了上班就有工资了,可是,乡里的领导告诉他,花园乡由于收不上来农业税和牧业税,17个乡干部的工资都用来交税了,谁也没有工资。如果想开工资,就要驻村催税,收到了税就开工资,否则就只能那么一直在账上记着。
杨海强最初的工作就是随着一名副乡长去驻村收税。但收税谈何容易,农民日子本身过得不好,欠税就是不交,并且比着欠税,像约好了一样,谁也不敢带头交税。为了感动农民,他们白天就去农田里帮着农民干农活,晚上再张口说税收的事情。一户农民,欠了400元税,他们帮助农民干了一天活,到晚上农民给 他们交了0.5元的税,按照这样的速度,需要800天才能把那400元的税款交齐。
由于收税十分艰难,他们只能在村里一个老村干部闲置的老房子里靠吃土豆来维持所需的能量。每天三顿土豆,吃得通体都是土豆的气息,闻到农户家传出米香或肉香口水就止不住地流下来。
有一天早晨,他们去一个叫阿纳的村民家里催税。那天,他家里做的是蒸馍馍。几个乡干部一进屋,一股粮食的气息扑面而来,年轻的杨海强被那种气息深深陶醉了,他情不自禁地想伸手触摸一下那种美妙的东西。可是,就在他伸手的一瞬间,阿纳举手把杨海强的手打到了一边,他以为杨海强要伸手拿他家的馍馍 吃。同时,很愤怒地斥责:“你还想吃我家的馍馍?你吃了,我们家娃吃什么呢?”久久积累下来的失望和委屈以及突然而至的屈辱感,一齐从杨海强的心底涌起,化作难以抑制的泪水流了下来。
虽然他感受到了一个国家干部的屈辱,但他并不怪怨村民,他们之所以这样,不就是因为穷嘛。那是现实给他上的第二堂课:人的善良、尊严和一切美好的品质都是需要有物质做支撑的。只有让老百姓都过上富裕的日子,我们这个社会才会有谈论真善美的基础。如果老百姓过不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干部和政府也不可能有尊严可谈,整个社会体系中人性的美好和善良也很难得到激发和释放。
之后的20年里,杨海强靠奋发图强和不懈努力,从一名乡镇的普通干部一步步走上了正县级的领导岗位。无论走到哪里,他想到的和为之努力奋斗的,始终都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他记住的永远是要把群众的事情办好,才有干部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至今,他对一些工作或事情的判断也都始终坚持着这个群众性和系统性的标准。
甘南“环境革命”开始时,他正在迭部县副县长的岗位上,直接分管这项工作。他当时就敏锐地发现,这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事。在几年的工作中,他作为一名基层领导不仅是这项工作的推进者和落实者,更是具体工作的执行者,亲力亲为,身体力行,和群众一同劳动。并且,他把“环境革命”当作他职 业生涯中一项重大的事件,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有关“环境革命”的批示,包括他在工作中的认识和感想,都以一个全程见证者的身份详细地记录、保存下来。这也为他担任甘南州广播电视台台长一职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他不但深知环境革命给甘南地域面貌带来的变化,更知道几年来人们的观念、 意识、心态、情感上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已经先于很多人超越表 象,看到了这个地域的人们生活本质正在发生着变化。
现在,杨海强把目光锁定在地图上的扎尕那。
这是迭部乃至甘南最负盛名的景区。这个从很久以前就很著名的景区,可以说天生丽质,虽然一切都很古老,却都不曾变化,石林、峭峰、森林、田园、村寨及藏传佛教寺院从来都如同有人按照某种美学原理摆上去的一样。它不过就是益哇乡的一座古寨子,藏语含义就是石匣子。它的奇,就奇在这个巨大的石匣子上。石匣之壁,正是迭山主峰,林立的峭壁犬牙交错、璀璨生辉、巍峨恢宏,宛如一个敞开的石匣,把一幅绝妙的布景含括其间。却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石匣千百年来就敞开着放在那里,它的主人一直没有现身,将自己的盆景及时收起。
一个世纪以前,洛克路过这里时,被这里的美景深深吸引,并发出感慨,但他感慨的也无非是这个地域的表象和“皮毛”,他并不算真正认识和“看见”了这个地域。在甘南环境革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的今天,这里最有魅力、最吸引人的已经不再是单一的自然风光。专门负责借助影像形式将甘南介绍给世界的杨海强会告诉人们,只有现在才可以大大方方地把这里比喻成“人间天堂”,而天堂的真正含义必须是奇特的自然景观再加上深厚的人文景观,并且是二者的互补和互动。当然,这需要极其复杂的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但有时杨海强激动起来也很简单直接,只说:“变了人间。”他说变了人间时,从内涵上说,显然已经离开了自然,直接指向了这里的人文;从外延上说,也不仅仅是扎尕那和迭部,而是整个甘南。
在杨海强的眼里,那个外国老头走过的路,在这张彩色的甘南地图上,不过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单色线条,而扎尕那更不过是这条线上的一个点,而今天,杨海强手中的笔和镜头要触及的领域,是一个面,是一个更广阔的区域,甚至是立体的维度,是那些远远超越了人们感官的内容。
一进博峪沟的沟口,路迅速收窄,但路两侧的草木明显地密集起来。路与两侧山体之间隔着一小片开阔地,如果是在夏天,这里一定是一片蓊郁葱茏的迷人景象。这是冬末,树木已经落尽了叶子,草木也一片枯黄,但路两旁一丛丛铁线莲却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整整一春一夏,这些蔓生植物悄无声息地沿着身边的 树木向上攀缘,终于在冬天来临时,抵达了它们想要的高度。繁华落尽之后,它们仍不忘把生命里最后一份礼物献与冬天,黝黑如铁的藤蔓上一朵朵雪白的绒球在寒风里绽放,似在与高山上的雪呼应唱和。斜阳照在一团团绒球之上,发出亮闪闪的光芒,宛若夜晚提前点亮的灯笼。
邢生道的家就坐落在离山口大约3公里的大山脚下。说是她家也行,说是她的牧业合作社也行。所谓的牧业合作社,大约是政府给了她一定的政策,由她带几户村里的贫困户,为他们分红。常在合作社工作的平时基本就她自己,婆婆已经80岁了,身体还非常硬朗,可以帮助儿媳料理合作社里的很多事情,关键时刻 还能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把那些不想回家的牛赶回来。邢生道的合作社不大,但却脱离了传统牧业生产模式,看起来很像一种循环经济。
她家里的牛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天山奶牛,体形巨大,行动迟缓,用邢生道的表述是:“蠢得很,上不去山,一上山就把自己搞翻了。”这部分牛整天待在牛栏里,吃饲草、饲料,产奶。产出的奶一部分拿出去卖,一部分用来哺育她的另一部分牛。另 一部分牛就是这个合作社的主要产出和收入来源。邢生道生下来 就守在这个沟口养牛,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擅长饲养0至1岁的牛犊。在别人手里,牛犊的成活率达不到60%,而在她手里, 基本上一头牛犊就是一头大牛。
于是,合作社专门以低价收购一些刚刚出生的小牛,买回来以后,用自己家的奶牛所产之奶哺育那些小牛,并加以周到的管护,保证小牛不因为冻、饿、病、踩踏和野生动物的伤害而出现危险,让它们安全、健康地成长。小牛断奶后,再放到附近的山上自由采食,等小牛长大一些或长成之后,随时出手卖给需要的人。现在小牛的存栏数为46头,这个数字是一个流动数字,可以在40和200之间随时变动。从房屋前那个巨大的牛栏可以看出,目前是小牛存栏数最少的时期,40头小牛,只占据了牛栏的一个小角落。兴盛时,那个巨大的牛栏完全有能力装得下300多头牛。
多年来,最让邢生道烦恼的并不是养牛和卖牛,而是这么多的牛排出的粪便难以处理。因为她的这种养牛方式基本属于圈养,大部分粪便都要堆积在封闭式的奶牛棚里或房屋前的牛栏里。如果不及时清理,冬天堆成山,夏天臭满天。一进沟口不出二里,就知道这条沟里有一家养牛厂,虽然牛粪并不是什么公害,但管理不好那种刺鼻的气味随时会向远处传达出令人不快的信息。那些年养牛不叫养牛,叫清理粪便,邢生道需要把30%的精力用于处理这些难以处理的牛粪上。每天不但要把那些牛粪从棚里和圈里清理出来,还要给它们找到合适的地方。有一部分摊开晾晒,晒干后留着自己当烧柴。有时,半个山坡都是晾晒的牛粪,再继续晾晒都没有地方了,就是有地方也没有力气了,就是有力气,晒那么多牛粪也不再有用,毕竟自己家烧火用不了多少,其余的都将变成另一种成本更高的垃圾。而大部分湿牛粪无处消耗,就只能堆在那里让它们自然发酵,直发酵到臭气熏天,连天天和牛粪打交道的人都无法忍受。
突然有一天,邢生道的烦恼一下子就消失了,不但没有了烦恼,还增添了喜悦。她做梦也没有想到,那些累人又累心的臭牛粪突然变成了“香饽饽”。进入 2018年,附近的一家有机肥料厂 就来主动和她联系,要收购她的牛粪。邢生道心里这个高兴啊!就是不给钱,能有人把这些东西弄走她都愿意,别说还给钱!
有机肥料厂和邢生道说好,只要她的牛粪堆放在路边攒够一卡车,通知他们,他们就派车过来拉走。别处可能零散收购要按斤计价,邢生道这里是大户,就议价按每车1000元钱收购。价格全是肥料厂说的,邢生道连价还都没还,就欣然接受了。到现在邢生道也没认真打听市场价格是多少,这个价格已经出乎她的意料了。如果市场价格真的高起来,她相信肥料厂也会主动调价,不会“黑”了自己的。买卖就这么成交了,每年邢生道除去自己留用一部分烧火和给牛换草料的牛粪,其余部分都卖给了这家肥料厂,每年卖出六七卡车,也就是六七千元的收入。
收购邢生道牛粪的那家肥料厂是近年来甘南州崛起的众多有机肥料厂之一。这个2017年1月才进行注册的厂子规模并不算大,约有30名工人,年产有机肥不足万吨,产值达到了4500万元。公司董事长谢卓玛原来也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牧民,年年放牧和牛羊及其粪便打交道,但他和其他牧民不同的是,他很早就不想一辈子待在牧区,也是受够了放牧的苦和各种粪便的折磨,便毅然离开牧场出来办起了合作社,虽未彻底摆脱养殖这一块,但更多的还是把精力放在了种植上。种柴胡、当归、党参、黄芪,什么药材市场好他就种什么。
开始时,他采用化肥种植,但化肥种植有很大的问题,一个是容易生病,再有就是市场价格低。人们谈化肥变色,热追“有机” 概念,据说有机种植的药材的药效确实高很多。在商言商,做买卖就不能和市场及人们的需求过不去。谢卓玛开始转变,可是施用传统的农家肥也有一定问题。一个是安全问题,农家肥发 酵不充分不但肥效不稳定,还容易伤害植物的根系;二是科学配比问题,因为畜种、食物、地域都影响农家肥的质量,施用时很难科学定量;三是劳动量问题,自然发酵的农家肥体积太大,施肥难度大,也容易不均匀。于是,谢卓玛边用着农家肥边寻找着理想的替代方式。2016年底,他听说青海那边有一个有机肥料厂,生产有机肥,就果断地购进一批。一试,效果十分理想,从此,他就动了自己生产有机肥的念头。
甘南草原为我国五大天然草场之一,境内有天然草场4084.9万亩,因草场广阔,牧民将牛羊以草场散养为主,食天然牧草,喝清澈泉水,在饲养过程中未添加任何人工饲料,一切都是有机的、纯净的。目前牲畜存栏总量397.43万头(只),年可产粪便约达626万吨,这么大量的天然优质肥料年内转化利用率还不到40%,60%的未经任何处理的粪便排泄物随意堆放,既在一定范围内造成了很重的环境污染,也在资源上造成了巨大的浪费。面对绿色环保的时代背景,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已经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全国有机肥料需求量在逐年增大。身在牧区,守着原料地,为什么不自己搞一个有机肥料厂呢?目前内地很多有机肥都是采用工厂废弃物、城市污泥等为生产原料,其原料来源和净化成本显然要比牧区高出很多,如果我们以甘南纯天然的牛羊粪作为生产原料,生产有机肥,成本和竞争力都要远远优于内地,前景一定美好。
也是机缘巧合,或换个说法:谢卓玛的运气真好。正在他动念要做有机肥的时候,甘南的“环境革命”从全域无垃圾、全域无塑料,推进到全域无化肥的阶段。州委书记俞成辉已经在平时的调研过程中多次针对在甘南大地上消灭化肥的可能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在一些重要的会议上也逐步提及和渗透了这一想法。卓尼县为了先行一步,也已经在多地试点,探索、验证消灭化肥的可能性和实际效果,推进消灭化肥的进程。说谢卓玛运气好,就是说他还没等建厂,就有人给他准备销路了。开始时,谢卓玛并没有太大的野心,只想生产出来的化肥供自己种植药材使用。他通过一年的试用,发现了有机肥料的使用潜力,也发现了市场潜力。
他拿一亩黄芪做实验,比较了一下效果。如果用化肥,需要100斤,价格为 190元;如果用有机肥则需要400斤,价格为300元。由于有机种植的黄芪价格高,每亩总收入就比化肥种植的高出1100元左右,净利润则高出950元左右。孰优孰劣,这个账不仅谢卓玛会算,只要尝试过的人都会算。一旦有机肥被大家认 识和接受后,市场会在很短时间就产生放大效应。谢卓玛因此马上改变了主意,把办厂目标从自用为主调整为面对市场销售为主。从2018年有机肥厂正式投运,厂子就没有停止过生产,几乎一直在满负荷生产。生产一年之后,谢卓玛发现这个厂的设计和规模已经远远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其间,卓尼县领导和有关部门也来有机肥厂多次搞过调研。县里的人也认为这个厂应该马上增加设备、扩大规模,否则会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不久,果然就有了大动作。卓尼县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局部实验的基础上,于 2019年底正式出台了《卓尼县化学农药化肥不进县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第一年试点示范,第二年全面推广,第三年实现化学农药化肥不进县”的工作目标。2020年是开展工作的第一年,为贯彻落实实施意见精神,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取得实效,县政府又出台了《卓尼县化学农药化肥不进县促进农业提质增效项目2020年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2020年的工作任务、推进计划、工作措施和相关要求。
从2020年初开始,卓尼县开始在全县范围落实有机肥购买补贴政策。为顺利推进项目实施,调动群众使用有机肥的积极性,他们采取了用肥和产品两头补贴的双重刺激策略。首先,通过政府招标的方式确定了4家企业为有机肥定点供应厂家,有机肥的中标价为每吨1500元,即每袋60元。县财政以每袋补贴一半的 标准对有机肥生产厂家进行补贴,群众实际购买到手价格为每袋30元。同时,有关部门又锦上添花协调卓尼县中药材产业协会在县政府网站和卓尼之窗发布了《关于补助收购有机肥种植药材的公告》,促使县内20多家涉农企业对全县施用有机肥种植的药材每公斤高于市场价0.5元,即每吨高于500元的价格进行定点补贴收购、实现优质优价。
经过大力推广,卓尼县全口径统计,2020年共使用有机肥1.05万吨,推广面积5.7万亩,落实补贴资金762.万元,全县共减少化肥使用量1000吨以上。优惠的政策和大幅度的补贴,不但让种植户尝到了甜头,也极大地刺激了有机肥生产者的积极性。2020年底,谢卓玛将最后一批有机肥发运走之后,立即放下手头的事情,动身去设备厂家购置产能更大的设备,他一刻也不能再等了,据说,卓尼全县铺开之后,整个甘南境内都要取缔化肥,他的第一目标位是年产能达到 2万吨。
这边,谢卓玛急忙急火地要出去购置设备;那边,他的有机肥用户阿子滩的巢永胜却在忙着算计自己的种植合作社一年来使用有机肥的得失。
巢永胜是阿子滩镇下阿子滩村的致富带头人,他开了一间农家乐,每年有不菲的收入,但拥有的土地并不多,一家中只有他和妻子两人有地,加起来总共6亩,这个数字和合作社流转下来的1000亩土地面积比,确实有一点寒酸,还占不到1%的比例。但地少,并不妨碍他当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合作社组建之后,12个成员坐在一起一商量,竟然一致推举这个股份最少的当负责人。
因为他的合作社在阿子滩镇算是规模较大的合作社,相对影响力就要大一些,所以当卓尼县在大力推广有机肥的时候,镇里首先就做了他的动员工作,希望他能率先使用有机肥,给其他农户和合作社做一个示范。过去几十年大家使用化肥都习惯了,突然改变到底行不行,他心里也没有底。镇里领导见他犹豫,知道他们有顾虑,便仔细地了解了他们合作社上一年的产量,最后答应他如果因为使用了有机肥而造成减产,镇里可以对把这部分损失进行产量补偿。另外县里还有政策,用有机肥种植的农产品,秋后一律按高于市场5%的价格收购,你们还有啥好担心的呢?其实那时镇里也不是很了解使用有机肥的实际效果,县里搞实验的时候并没有在阿子滩这边搞,但镇里心里有数,县里如果没有把握绝不会花这么大的力量推这个事情。农民们的思想都偏于保守,不亲自经历或不亲眼看见,他们是不会贸然尝试的。镇里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以信心。
这事情对巢永胜来说当然是一个大事。他不能单独做主,他要把12个成员找齐,大家一起来商定。农民和农民聚到一起时,并不需要彼此察言观色,有啥就说啥。
其中有岁数稍大一点儿的,经历过的事情多,就抢先发表意见:“使用有机肥有好处,就是养地,但不好的地方就是效率低,早些年,种地前要往田里送粪,活儿最累,是春耕里最累的活儿,把人累得要死要活的,结果还是量不够大,没劲,庄稼不爱长。”
“你说的那是农家肥,当然体积大效率低,据说有机肥料制作的有机肥是科学配比,已经去除了大量杂质,效率比化肥低了一些,但比农家肥强太多了。”关键时刻巢永胜做出解释。
“你就说在不减产的情况下,一亩地需要下多少有机肥吧。”
“政府那边提供过的数据是一亩地400斤,是化肥数量的四倍,要说累也累不到哪里去,就是不知道准不准。有机肥料厂那边有一个表呢,不同作物施肥数量不一样。”
“算过,政府补贴之后一亩要花240元左右,比用化肥便宜一点儿。镇里还答应要是有机肥不好使,镇里给补减产的差。”
这一年试下来,按照政府和有机肥料厂的指导用量,青稞、油菜、蔬菜、药材等虽然没有增产,但也没有减产,但平时的感觉和最后的收益却明显比往年好多了。平时的蔬菜,什么圆白菜、 娃娃菜、西红柿、胡萝卜、土豆等不但长得好,也香甜可口,很多年没有吃到这么纯正的味道了。自己品尝之后,不但心里甜美,自信心也成倍增长,把自己的东西拿到市场去卖,可以理直气壮地吆喝“有机菜”,理直气壮地要个高价。药材也是,确实是有机肥种植的东西市场价格也好。因为有些药材的价格已经超出政府保护价,到了药材收购季节并没有谁等着政府回收,该卖的,都很快按照市场价格卖出去了。最让农民们感到舒服的是,土地的松软度和透水性明显比以往变好了。高原的土质本来就有些贫瘠,如果再连续大量使用化肥,真担心哪一天因为越来越板结,最后不能耕种了。
巢永胜和其他的农民一样,最关心的还是土地。那可是农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呢。最后,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发了一句感慨:“我们的土地也得救啦!”随之,他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和他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植物都发出了隐秘的、快乐的声音。(待续)